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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。开皇十九年（599）八月初十，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，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，还差点被杀。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，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，恐怕只有一个原因。[44]

没错，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。

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，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。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，然后长跪不起说：长幼有序，太子岂能说废就废？[45]

文帝默然。不久，高颎被免职。[46]

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，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，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，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（600）。但如果我们知道，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，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。[47]

种种迹象表明，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，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潮流。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，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。[48]

那么，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？

为了改变政治路线。事实上，隋文帝在建国之初，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。为此，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（详见

第三章），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，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。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，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，终于身败名裂。[49]

这样看，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。

隋炀帝却不奇怪。实际上，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，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。而且，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，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。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。为此，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，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，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。[50]

大运河，功德无量，劳民伤财。

是的，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有“主权在民”的民主思想，却可以批评他不该忘记“民贵君轻”的圣人教导。隋炀帝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。在他眼里，民众不过是可以任意驱赶和屠戮的牛马和犬羊。结果正如孟子所说，君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为寇仇，司马德戡的话并非戏言。

隋炀帝，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绝对权力所杀。

幸运的是，有人从隋炀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。而且正如此人所说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个政权，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，反倒与民争利，与民为敌，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，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。

我们知道，这个人就是唐太宗。

第二章

唐太宗

高祖李渊

隋炀帝躲在江都时，李渊打起了长安的主意。

这是大业十三年（617）的春夏之交，各地反隋的斗争如火如荼：杜伏威占据历阳，窦建德加冕称王，梁师都据郡起兵，刘武周兵进汾阳，李密更是攻下兴洛仓威逼东都，帝国手中的要地除了长安、洛阳和江都，就只剩下太原。[1]

太原非同小可。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，它也被称为北都（隋炀帝所在的江都则似乎可以称为南都）。隋炀帝在南巡之前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，将整个辖区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他，未必没有经过慎重考虑。

李渊似乎值得信任。

跟宇文泰和杨坚一样，李渊一门也是武川军阀、关陇勋贵和混血家族，李渊跟杨广还是表兄弟，只不过李渊年长两岁，是表哥。当然，这不能说明什么。为了争夺皇位和最高权力，亲兄弟都能骨肉相残，表兄弟又能如何呢？

实际上炀帝这一任命，打的是如意算盘。太原北面是突厥，长城之内则四面都是反政府武装力量：东有窦建德，西有梁师都，南有李密，北有刘武周（见下页图）。因此隋炀帝认为，李渊只能替他看家护院，根本就无法兴风作浪。他哪里想得到，那位表哥会趁此机会握五郡之兵作为资本呢？

他当然也想不到，李渊会跟突厥勾结。

不过，李渊最初的表现确实让炀帝放心。当全国各地的反叛风起云涌时，李渊所在的太原却出奇地安静。这个军事重镇似乎远离了漩涡的中心，李渊本人则一如既往地沉湎酒色贪污腐败，一副胸无大志没心没肺的样子。[2]

然而突然之间，他说反就反了。

反叛似乎是被逼出来的。某个春意盎然的晚上，一个名叫裴寂的人请李渊吃饭。当时，隋炀帝在太原辖区所在地建立了行宫，叫晋阳宫。裴寂是晋阳宫的副监，李渊则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兼任总监。副监宴请总监，理所当然。

官员的酒宴上照例有女人做三陪，裴寂却在李渊享用之后告诉他那是晋阳宫的宫女。动了皇帝的女人，哪怕这些女人其实闲置，也是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。中了圈套的李渊如五雷轰顶，只好向裴寂讨教计将安出。

裴寂说：唯有造反。

而且，裴寂还告诉李渊，造反时机成熟，准备充分。二郎李世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，只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大人的同意，这才安排明公与这些女人有肌肤之亲。

跌入陷阱的李渊只好说：既然我儿确有此心，而且拿定了主意，那就听他的吧！[3]

呵呵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嫖娼，李世民好主意！

可惜这根本就靠不住。

我们要问，裴寂请客吃饭是在晋阳宫内还是宫外？如果在宫内，李渊当然知道做三陪的是宫女，也当然会避之唯恐不及。如果在宫外，则李渊完全可以不认账，甚至倒打一耙以涉嫌陷害长官的罪名将裴寂就地正法。他怕什么呢？

在这里，我们再次领教了官修正史的不可轻信。为了把李世民塑造成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，官方史学家都不惜制造或采信伪证。这就像《三国演义》为了抬高诸葛亮，不惜丑化周瑜，矮化刘备、孙权、鲁肃。[4]

可惜假的就是假的，手段再高明也会穿帮。

穿帮是在时间表上。按照司马光的说法，当李世民在一段时间之后向李渊旧话重提时，被“绑架革命”的李渊却翻脸不认人，拿起纸笔要写状子将李世民送进官衙。

世民说：大人一定要举报，儿不敢怕死。

李渊说：我哪里忍心，你不要乱说就是。

世民只好反复劝进。李渊这才叹了一口气说：好吧！今后是家破人亡也由你，是化家为国也由你！[5]

按照这个说法，太原起义便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劳，李渊倒可以“胁从不问”的。但是请问，裴寂请客吃饭之后，李渊把那些宫女收编了吗？如果收编，则造反的决心已下，不必再装糊涂。如果没有，则他们制造李渊“被嫖娼”一案岂非多余，既诬陷了高祖，也诬陷了太宗？[6]

如此信口雌黄，学术良心何在？

利令智昏而已。

这里说的“利”当然不是物质利益，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。按照这个利益的需求，史学必须具有鉴戒意义。这就只能做整容手术，比如妖魔化隋炀帝，神圣化唐太宗。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，不是帝国官方史学的职业道德。

顺便说一句，以史为鉴，正是唐太宗的主张。<script>chapter1();</script>